纪念立陶宛纪录片导演曼塔斯:纪录暴力,死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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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乌战争的延续,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炮火下的牺牲者,其中也包括艺术家和学者。2022年2月4日,立陶宛电影导演、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曼塔斯·克维达拉维丘斯(Mantas Kvedaravicius)在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遇难,年仅45岁,引起世界范围的哀悼。他的影像和学术研究致力于探讨暴力与情感。

曼塔斯·克维达拉维丘斯

我问乌克兰朋友有没有看过曼塔斯的电影,得到的回答是在他死前甚至没听过这个名字。曼塔斯确实太“小众”了,在IMDb上看过他的片子的人都寥寥无几,远不及此前勇于直言,不惜与乌克兰电影学院割席的谢尔盖·洛兹尼察。这真的是一种悲哀——我们只能借这个沉重的契机来认识他,回望他那些同样不轻松的作品,回望他用自己的镜头以最大的温情和不忍记录下的暴虐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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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塔斯·克维达拉维丘斯1976年生于苏联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比尔扎伊。他曾于维尔纽斯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2012年在剑桥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2014-2016年任教于维尔纽斯大学传播学院。他共有三部电影作品。2011年发表首部电影作品纪录片《Barzakh》,以车臣为题材,在2011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奖项。2016年发表的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马里乌波尔》(Mariupolis)聚焦于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战争中的这座城市,获2016年立陶宛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奖和2016维尔纽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据报道,战争爆发后他重返马里乌波尔,就是为了拍摄这部作品的姊妹篇。2019年他的首部故事片《帕台农》(Partenonas)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Barzakh》海报

曼塔斯的学术研究和影像作品存在一种互文关系。他的人类学视角深刻地影响到艺术创作。他在媒体采访中说过,他对电影明星不感兴趣,打动他的是普通人。他本人也往往将田野研究的内容生产为学术写作和电影两种形式。早在2006年曼塔斯就开始关注北高加索地区的人口失踪和酷刑问题。2006年-2009年他就车臣反恐行动中的暴力问题进行田野调查和拍摄,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纪录片《Barzakh》并撰写了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不存在之结:车臣反恐区法律边界下的死亡、梦想和失踪》(Knots of absence: death, dreams, and disappearances at the limits of law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zone of Chechnya)。2014年-2015年他又来到了马里乌波尔做田野并拍摄同名纪录片。2018年他发表了学术论文《肉身的合法性:反恐行动区的情感生活》(Carnal legalities: affective lives within zones of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进一步探讨车臣和乌克兰东部这些法律意义上的反恐区域是如何依靠权力滥用生成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又是如何受到上述权力的影响的。2019年曼塔斯发表题为《永久停火:东乌克兰战争和日常生活的展演》(Eternal Ceasefire: Performing War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Eastern Ukraine)的学术文章,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美学与情感的角度探讨战争及其后果。包括故事片《帕台农》也基于曼塔斯3年来的民族志研究摄制,主要关注身体与记忆。通过了解曼塔斯的学术研究来理解他的电影作品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帕台农》海报

2.

Mariupolis,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有一个美丽的希腊名字。黑海和亚速海古时就是希腊人开辟殖民地,商船和探险家往来之地。但这座城市得名马里乌波尔其实归功于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她野心勃勃地制定过一个希腊计划,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复兴东罗马的雄风。因此在黑海和亚速海水域出现了一连串拥有希腊名字的城市,比如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敖德萨,等等。用导演本人的话说,马里乌波尔具有一种特殊的氛围,既有古希腊神话的印记,又存在于诡异的后苏联现实之下。

曼塔斯把镜头对准2014年之后位于战争前线的马里乌波尔。昔日俄罗斯帝国的美好愿景已经不再,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下的分离主义者的对垒让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显得极其脆弱。导演不急不徐地展示这里普通人的日子,其间充满了诗意:一个男人逗他的小女儿玩,亚速海的水天一线间一对父女出海捕捞,冶金厂里令人昏昏欲睡的消防培训,鞋匠的修修补补。还有动物:野兔在草地上跑过,牛安静地咀嚼草料,动物园里的狗熊张大嘴巴,午后的苍蝇在希腊雕像上爬过。在这座衰落了的工业城市,人们过着真正的慢生活。而战争的火药味就隐现于这派宁静祥和之中,构成一种背景音似的存在,隐隐地制造出一种紧张感。鞋匠的女儿想要成为战地记者,在炮轰过的废墟间学习报道;一个朋克少女学习怎样使用枪支;军人们在营地的东正教堂里祈祷后在胸前划十字离开;男人弟弟的忌日;前线传来的爆炸声。导演并未将主要的镜头直接对准硝烟弥漫的战场。战争浮现于于新闻广播里,还有人们不经意的聊天里。只是不时地,譬如在战地记者的镜头里,才让战争的全部恐怖面目露出原形。在关于两部纪录片的作品的一次访谈中,曼塔斯表示:“我的电影并不是关于战争的,而是关于战争地带旁的日常生活,关于即便战争发生了,日常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

马里乌波尔紧邻乌俄边境,在乌克兰国家的最东南角上,也是此次战争的前线。导演敏锐地捕捉到马里乌波尔的边界特征,不管是政治属性上的过渡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妙矛盾和冲突。乌克兰东部模糊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有时表现为对苏联的怀旧情绪,有时表现为一种不同于乌克兰也不同于俄罗斯的地方性。比较洛兹尼察聚焦于2014年基辅的纪录片《中央广场》,这里几乎是另一个世界。影片中一个重要情节是庆祝5月9日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这是苏联人和俄罗斯人对二战中苏德战争的称呼。庆祝这个节日在乌克兰始终是一个争议话题。2015年乌克兰国家议会最高拉达立法将5月9日命名为“反对纳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以和俄罗斯与苏联的传统相区分。人们开始以不同方式庆祝胜利日。有人佩戴乌克兰官方规定的红罂粟,有人佩戴象征俄罗斯军队和爱国主义的圣格奥尔基丝带。片中人物不仅对历史,而且对当下发生的战争也各执一词,广场上反乌克兰分子和认为乌克兰人在被屠杀的人们吵作一团。乌克兰语和俄语,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像。这里边陲的特性无处不在。和洛兹尼察明确的亲乌立场不同,曼塔斯在这冲突双方之间并不选边站。他以一种更为中立的视角温情地记录下这一切。

3.

如果说《马里乌波尔》(Mariupolis)这部电影对暴力的描述更为克制且柔和,那么关于车臣的纪录片《Barzakh》就毫不掩饰其残忍和恐怖。影片萦绕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中。Barzakh来自波斯语,在阿拉伯语和车臣语中的含义是limbo,灵薄狱,是生死的交界之地;在古兰经中,是死后肉身与灵魂分离之处。曼塔斯讲述车臣这座人间地狱发生过的暴行,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不时地从现实沉入幻想的世界,再回到现实,恍若在生死两界来回穿梭。曼塔斯生前还曾从事水下考古。那些充满超现实色彩的水下镜头或许正来自这段特殊的经验。

《马里乌波尔》海报

《Barzakh》这部片子具有悬疑色彩,也是从宁静而忧愁的日常生活开始。一个车臣女人的丈夫消失了,他究竟去了哪里?一位老妇的儿子6年前被绑架,全家人至今还在寻找他。一个只有一只耳朵的男人,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随着情节的推进,真相被一层层揭开。许多无辜的车臣平民被执法者以反恐的名义绑架,片中提到在车臣这样消失的已有6000人。生还者展示曾经的审讯室和当局的酷刑,当时的审讯中他被残忍割去了一只耳朵。昏暗的囚室,夜里的乱坟岗,不知道有多少牺牲者的亡灵游荡在这里。而那些活着回来的人,都曾经进入过生死不明的灵薄地狱。一块石碑上写着: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我究竟是死是活?影片的结尾,导演写道:献给娜塔莉亚。记者娜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Natalya Khusainovna Estemirova)经历了和片中人物类似的命运:2019年她因揭露这些恐怖行径在车臣家门口被绑架并残忍杀害。谋杀事件主使直指拉姆赞·卡德罗夫。

曼塔斯在学术论文《肉身的合法性:反恐行动区的情感生活》中写道:车臣和乌克兰东部都曾经是两国官方分别界定的反恐行动区域。在这些地方,不仅已有的法律遭到破坏,还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比如接连发生的人口失踪和酷刑。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反恐”性质,必须系统性地依靠屈打成招甚至绑架和杀戮来捏造和“生产”出恐怖分子,而且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种例外状态。许多人被抓走,遭受折磨,死后尸体被当作所谓“恐怖分子的死尸”示众。执法者制造出的系统性的例外状态已经超越了法律界定的例外状态。曼塔斯用一个俄文词汇безпредел,“无法无天”,来描述后苏联空间这种国家机关日常的权力滥用,以及这种权力滥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和以多种方式体验到的。

消失的受害者们本人无法在片中露面,导演的镜头展示了他们的家属是如何无休止地体验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暴力的。他讲述家人们(主要是女人)在检察院拒绝立案后如何怀着最后一丝希望继续上诉,一遍遍地讲述受害者失踪当天的经历,不厌其烦地填写表格和申请书,在街头贴上一张又一张寻人启事,占卜、反复祈祷和哭泣,不断地喃喃自语“我在梦中还见到了他”。

4.

曼塔斯的死掀起了一小波纪念他和反对战争的浪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Audrey Azoulay就表示“谴责杀害曼塔斯的行为。导演的死提醒人们要保护媒体工作者,尤其是在冲突地区工作的媒体工作者。应当对犯罪者进行追究和审判,以捍卫公正、表达自由和艺术自由。”曼塔斯的电影界同行对他的去世公开表达哀悼。立陶宛电影制片人Giedre Zickyte称曼塔斯为立陶宛电影工业“真实而独特的声音”。Giedre Zickyte 表示:“许多人出于悲痛询问为什么曼塔斯要回到马里乌波尔。我知道曼塔斯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而且他拥有一颗无比纯粹的心灵。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觉得不能不直面这场战争,马里乌波尔对他来说太珍贵了。而且他向来无所畏惧。当他觉得自己该去的时候就非去不可。”曼塔斯在牛津大学的硕士导师Bob Parkin悼念他说:“他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学者,紧跟人类学的前沿,而且不怕去触碰那些困难的议题。这使得他能够去参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工作,包括到局势复杂的地区拍摄复杂议题的电影,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一些民间组织自行发起曼塔斯的电影放映和讨论活动,将门票所得捐给逝者家人。

关于曼塔斯的死因,起初的报道是他遭遇火箭炮袭击。然而据不久前乌克兰人权事务专员发布的对曼塔斯死因的调查结果,“他在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囚禁,然后开枪射杀,死后暴尸街头”。曼塔斯致力于研究和拍摄暴力,最终死于暴力,一个离奇的回环。在《Barzakh》片中的暴行仿佛溢出镜头,进入了当下的现实,而导演本人又仿佛成为了自己纪录片的主人公。这种时空的交错和耦合不仅赋予了曼塔斯的人生一种艺术化的殉难色彩,还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恶并没有被充分地反省和纠正,它们凝固在部分系统内部,还在重复上演。而战争本身,就是滋生这类暴力最好的土壤。面对曼塔斯的死,我们是时候再一次大声呼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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